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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吴青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与经济学院，通信邮箱：qingye.wu@anu.edu.au作者之前的文章：
Raymond Fisman and Shang‐Jin Wei，Tax Rates and Tax Evasion: Evidence from “Missing Import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2, 471-496Tax evasion, by its very nature, is difficult to observe. We quantify the effects of tax rates on tax evasion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in China between the tariff schedule and the “evasion gap,” which we define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ng Kong’s reported exports to China at the product level and China’s reported imports from Hong Kong. Our results imply that a one‐percentage‐point increase in the tax rate is associated with a 3 percent increase in evasion. Furthermore, the evasion gap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x rates on closely related products, suggesting that evasion takes place partly through misclassification of imports from higher‐taxed categories to lower‐taxed ones, in addition to underreporting the value of imports.
摘要：一般来说，逃税是很难被观测出来的。作者通过测量中国的关税表与逃税缺口之间的关系来量化税率对偷税漏税的影响。并且，把逃税缺口定义为香港申报出口至中国的产品水平和中国申报的从香港进口的产品水平之间的差值。作者发现，税率增长一个百分比，逃税会相应增长三个百分比。同时还发现了，逃税缺口与产品的税率成反比关系，表明部分逃税的手段是将进口的高税收产品种类变成低税收产品，包括对进口价值的低报。文章主要研究了逃税行为与税率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是税率变化会对逃税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许多理论工作是将税款征收看成是既定的且没有成本的执行工作。而这个简化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即便在美国，税款征收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率，也会有将近17%的收入税没有支付。过往的很多模型中已经包含了逃税，但是这些模型都不能提供关于税率对逃税行为的统一预测。Allingham和Sandmo在其1972的文章中表明，在对风险规避和逃税惩罚进行特定假设时，税率与逃税成正相关。Slemrod和Yitzhaki（2000）表明税率对逃税影响的理论预测对设定的模型假设高度敏感。此外，即使税率对逃税的影响的正负性已经有了定论，但是仍然有必要评估这种影响的大小。从理论和政策层面，这样的研究都非常有价值。并且，其非常具有挑战性，难点在于如何对逃税进行衡量。Gutmann（1997），Feige（1979）和Tanzi（1980）采用了一些间接的方法衡量逃税，例如用货币需求或者国民收入与产品核算之间的差异来推断逃税行为。但是这些方法被Slemrod和Yitzhaki（2000）关于这个主题的调研论文中质疑，因为它们的准确性要么依赖于无法验证的假设，要么依赖于对货币需求的估计，导致了其不可靠性。作为一种更直接的衡量逃税的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美国国税局开展的美国纳税人合规项目（TCMP）的数据。根据纳税申报单随机样本的密集审计，该数据集提供了已申报的应税收入和审计师后来得出的真实应税收入信息。Clotfelter（1983）利用这些数据估计了，逃税与税率正相关，其弹性在0.5到3之间。Feinstein（1991）使用了两年的TCMP数据（1982年和1985年），发现提高边际税率对逃税有负面影响，这与Clotfelter的结论相背离。然而，在这两项研究中，税率变化的主要来源是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边际税率差异，因此实际上不可能讲税率效应和收入效应分离开来。在文章中，作者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衡量税率对逃税的影响，而这种方面不太可能会出现上述的问题。具体而言，作者通过相同产品分别从香港申报出口和中国大陆申报进口的差异，调查了中国从香港进口的产品的逃税情况。在没有逃税和测量误差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和香港公布的数据应该是相同的。Morgenstern（1950）和Bhagwati（1964）最开始认为关税和其他管制措施是报告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但在近期的实证文献中，这些差异通常被认为是测量误差（见Feenstra和Hanson（2000））。但是，当作者将这些数据与特定产品在大陆的税率（关税加增值税税率）进行匹配是，发现这种逃税缺口与中国的税率高度相关。作者在文章中采取的方法与Prichett和Sethi（1994）文章中采取的方法相关，他们发现税收收入除以进口的增长率低于官方提供的四个发展中国家的税率。与之不同的是，作者的分级依靠一个更高层次的分解，此外，他们并没有区分非法逃税和合法避税（比如利用税收漏洞和特殊豁免）。文章另一个新的特点是作者区分了逃税的三个不同手段：少报单位价值，少报应税数量，将高税种产品错贴低税率产品。作者发现误贴标签的强有力证据，但是少报单位价值的证据不足。换句话说，一旦将进口的高税率产品虚报成低税率产品，则不能发现少报应税数量的证据。当作者使用可变动泛函形式时，发现当出现较高的税率时，逃税容易发生。文章的贸易流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ITS数据库，而WITS数据库又来源于联合国的Comtrade数据库。这些数据是由联合国统计司从每个国家的贸易记录中收集而来，包含根据六位数统一商品说明和编码系统（HS）记录的每个国家的进出口资料。联合国允许每个国家有比HS系统更详细的分类系统。在中国，有一个基于HS系统改进的八位数分类系统。但是，作者选择使用HS分类系统，以便于与香港的数据兼容。对于每一个中国大陆从香港进口的产品，作者将export_value定义为香港申报的运往中国大陆的出口货物的价值而import_value则定义为中国申报的从香港抵达大陆的进口货物的价值。1988年的原始样本中包含了5113件依靠六位数编码分类的产品。但是，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其中的2820个分类缺少观测值。剩下的部分，其中250个没有对应的税率，所以最终留下2043个观测值。由于香港毗邻中国大陆，以及香港作为前殖民地的特殊地位，并且香港还代表了其他经济体进行了大量的间接贸易。在Comtrade数据库中，香港分别报告了间接和直接出口至中国的数据。而中国大陆只报告它认为是从香港直接进口的产品，间接进口，例如经香港从美国进口，原则上与从来源国的直接进口合计，并作为该来源国进口的一部分。因此，理论上，中国大陆申报的从香港的进口应与香港报告的直接出口到中国持平。然而，数据表明，中国并非总能成功地将间接进口与直接进口区分开来。一个可能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台湾通过香港对中国大陆的间接出口。由于台湾政府不允许其公司与中国大陆进行直接贸易，台湾对中国的出口通常以香港为目的地。有时，货物在运往香港途中或在香港仓库时，装运标签会被修改。在其他时候，香港的中介机构会把交易记录为香港从台湾进口加上香港出口到中国大陆。虽然香港海关当局可能理解这是一种间接出口到中国，但是大陆可能会将至少其中的一部分认为是直接从香港的进口。对于文章的主要结果，作者排除了间接出口密集型产业，然后进行回归分析。作者也注意到，就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而言，与全样本估计的结果一致。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由于直接和间接出口都适用于相同的税率，所以没有理由期望中国海关的错误分类会与产品的税率系统地联系在一起。
作者从样本中去掉了所有直接出口比率低于0.01的产品，这样就排除了大约18%的样本。一般来说，直接出口比率的数值较低，图1给出了该变量的频次分布。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考虑了多种截断值，范围是0.00到0.10。文章选用的标准截断值为0.01，最终样本量为1663。
Comtrade数据集不仅包括进出口产品的数量还有其价值。就产品数量而言，还需要了解其他测量单位（如重量，号码，区域）；在大多数情况下，产品价值在大陆和相关质检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么主要原因则是大陆公布了进口的比重而香港报告了产品的数量。作者定义export_qty为香港申报的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总数量，import_qty则为大陆海关申报的从香港进口到中国的产品数量。gap_value=log (export_value)—log (import_value)gap_qty=log (export_qty)—log (import_qty)有关大陆的关税和税收的数据来源与WITS数据库，其关税税率是基于八位数的HS系统。因为作者的进出口数据是基于六位数系统的，所以他们需要对八位数HS系统进行调整使其变成六位数。除了关税外，大部分进口商品还要征收增值税，从13%到17%不等。作者衡量的税收是关税与增值税的总和。最早的详细关税数据的年份是1996年，数据反映的是年底关税税率。但是，自1996年的大多数年份，关税税率在年中都有变动。由于进口和出口的数据是全年的累计，所以使进口与适当的税率匹配也是一大挑战。然而，在1998年，全年都使用单一的关税表。所以，文章中的基准回归使用的是1998年的数据。作为扩展，作者还使用了两年的数据（1997年和1998年）实现回归。图2说明了税率变动的范围和来源。在图2a中，作者给出了分析中使用的所有产品的关税税率的频率分布。如图所示，一般而言，关税税率的差别很大。如图2b所示，图2b显示了每个四位数类别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异。在这936个观测中，高达10的观测值频率很高。
部分逃税行为被认为是通过将进口产品的标签从高税种改为低税种发生的。从操作上讲，如果两个产品属于同一个四位数类别，则认为它们是相似的。作者将avg（tax_o）定义为四位数类别中所有其他产品的平均税收水平，并按照export_value加权。用这种方式检验错贴标签的原因如下，使用更细的分类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变化。错贴标签的现象可以从家具进口的例子中得到说明，据报道，这是90年代中期中国海关当局面临的一个问题。家具是三位数类别的产品（编码为940），这涵盖了一个高度异质的产品类别（床垫vs姨子；木质家具vs金属家具）。在三位数层级上，可以很清楚的知悉不同产品之间存在差异，那么错贴标签很难发生。但是，在四位数的分类标准上，产品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例如：9401：座位与座位部件），而每个四位数类别的关税税率差异较大：在1996年，四位数家具分类的最低税率与最高税率的平均差异是20%。在那一年，最高税率的产品平均逃税缺口比最低税率的产品高了64%。在1997年，当中国政府引进统一的家具税率以后，不同类型家具之间的逃税缺口变得接近，最大与最小值之间只相差了大概3%。在1998年之前，许多种类的类似产品保持了它们的分散性，文章的大部分分析都是在1998年进行的。例如，表1列出的机床的关税税率（类别：8459），从中可以看出，关税税率主要却绝育机械是否数控。
表2中的Panel A 包含了变量的汇总统计信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逃税缺口的平均值为负，原因应该是中国海关将部分间接进口误归为直接进口。如上所述，当作者排除了直接出口比率低于直接出口比率变量的中间值时，逃税缺口会大于0（见表2的Panel B）。还应注意，以价值衡量而不是数量衡量的逃税缺口会更大，这表明，某些逃税是采取了低报单价的形式。
表3的Panel A中，作者对比了四位数分类中高税率产品（税率高于中间值）和低税率产品（税率低于中间值）。高税率产品的逃税缺口要比低税率产品的逃税缺口高大约40%，说明税率的提升会使得逃税行为越发猖獗。在表3的Panel B中，作者用了与A不一样的表格形式，对比了每个四位数分类中最低税率与最高税率的逃税缺口。第一列显示，在整个样本中，同样的四位数分类，税率最高的商品比税率最低的商品高8%的逃税额。然而，总样本包含了四位数分类分散很小的产品，因此，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在第2列，作者将样本限制为那些四位数分类产品中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之间差距超过5%。这个子样本反映了高税率产品与低税率产品的逃税额相差了40%。
作者用两个维度同时进行样本的切割：按照四位数分类的在最低税率与最高税率之间的产品以及按照四位数分类的在高税率与低税率之间的产品。最高税率和最低税率之间的差异超过5个百分点的四分位分类产品，税率较高的产品的逃税缺口更大，这一点在表4的第三列可以看出。
Benchmark Specification
但是，由于对间接进口的错误分类，回归的拟合可能被认为是不好的。为了解决这一噪声数据问题，作者使用每个税率的gap_value作为结果变量，有42种不同的税率，那么就有42个观测值。图3显示了gap_value的平均值与税率之间的正相关的关系。
表6中的第1列和第2列，分别列出了按每个税率观测值的数量加权的回归结果和未加权的回归结果，税率的系数分别为2.90和2.41，这个结果与表5的基准回归类似，并且系数均显著，同时两个回归方程的分别增加到了0.23和0.28。作者还尝试了另外一种减少数据中噪声的方法，即使用每种税率gap_value的中位数作为结果变量。这一方法具有进一步限制的作用，尽管对税率的系数的解释没有那么直观，但是可以减少异常值的影响。表6中的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与用平均值的结果类似，并且两个回归方程的分别增加到了0.30和0.29。
许多从香港进口到中国大陆的商品是免税的，这些豁免可能会影响到逃税行为，高税率会增加对关税豁免的渴求。更准确的说，对那些通常可以被豁免关税的产品而言，逃税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十分敏感，而对很少有豁免的产品，关税豁免提供了一个合理避税的手段。作者检验了把关税豁免纳入考虑范畴时，是否会对分析的主要结果有实质性影响。为此，作者首先对每种六位数分类的产品的进口免税比例进行计算。从1998年的中国海关统计（经济信息局）获得了在免税状态的以八位数分类为基础的产品信息。这些数据还包括了大陆申报的从香港进口的以八位数分类为基础的产品价值，用此进行关税豁免的比例加权。
5. First Differences in Tax Rates文章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对逃税行为有很强的影响，并且大多是通过低报价格和错贴标签两种方式逃税。不过，也可能会有质疑，是不是因为那些不可以直接被测量的产品特征没有作为因子回归而导致的这些差异。基于此，作者做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使用了两年的数据，并采用一阶差分形式使得时间变化和产品特征对逃税的影响能够被净出。
6. Flexible Function Form这一部分研究边际效应，允许税率的增加对逃税的边际影响因税率的不同而不同。表11的结果表明，在相对低的税率下，对逃税的边际影响不大。然而，随着税率超过34%的中值水平，逃税的程度显著上升，边际效应随后在较高的水平下逐渐减小。如前所述，当加入四分位分类的平均税率因子时，税率增加的影响更大。
这种非线性与逃税活动中存在的固定成本是一致的。例如，如果对逃税的惩罚有一定的稳定性，那么可能会有一个纳税临界值，超过这个值逃税就是有获益的。另外，她也与不随税率变化的检测概率一致，因此随着税率的增加，逃税获得的好处与成本增加的更快。7. Robustness to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of Indirect Exports如前文所述，中国海关报告的进口数据中可能包括部分被误认为直接进口的间接进口。作者讨论过，这些被误认为直接进口的数量不应该与产品的税率相关联，因为无论是直接进口还是间接进口都适用于相同的税率。为了进一步的检验，作者将样本限制在那些从香港直接进口到大陆的产品数量较大的进口商。作者重复了表4和表5的回归，利用不同的截断值进行了稳定性检验（见表12）。这些回归结果显示结果不受截断值选择的影响。同样，表13的结果显示，关于数量的结果也不受截断值选择的影响。
文章通过观察中国从香港进口的申报额之间的差距，用了一个新的方法衡量税率对逃税的影响。作者发现，这种逃税缺口与税率高度相关：较高税率的产品，其逃税额会更大。点估计表明，中国对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已在拉弗曲线错误的一方：税率的任何提高都可能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不是增加。通过数量和价值两个维度衡量逃税缺口，作者认为少报进口商品的单价以及将高税率产品错标成低税率产品是逃税的两种主要手段。下面这些短链接文章属于合集，可以收藏起来阅读，不然以后都找不到了。